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审揭晓后,没听说举行过新闻发布会或是颁奖活动之类的仪式,但舆论界的反映依然热烈,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有争议的意见。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一个受人关注的奖项,“国家图书奖”已经评选了好几届也没有让读书人这么兴奋过,当然也没有人像现在这么愤愤不平。中国一向缺少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文化奖项,现在由《读书》这样一份很有人气的杂志出面来搞一个奖,便是格外引人瞩目。可是,《读书》的读者基础不但决定了这个奖项的分量不轻(当然长江集团提供的高额奖金也是一个重磅砝码),同时也引来了许多审慎的批评和挑剔的眼光。我从一些报纸和网络传媒上得知,批评的意见几乎涉及评奖的各个方面,从评委的组成到评审程序,从获奖著作的学科分布是否合理到哪本书哪篇文章是不是该得奖,都有一大堆说法。各种意见听过来,觉得有些确有道理。我自己也有一点看法,比如授予《费孝通文集》的特别荣誉奖是否有必要设立,也还值得商榷。评审公告于此说明的理由是“鉴于费孝通先生的著述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大贡献……”,这里的评价绝对没错,但是费老的十六卷文集并非只是近年的学术成果(虽说文集是去年出版的),依我的理解,这个特别荣誉奖多少有些类似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的意思,可是这与评选章程中“发现与提携新秀”的宗旨不甚相符。其实,表彰耆宿大贤的事情做起来容易,不算是有什么眼光,一个新设立的奖项要在人们心目中真正树立自己的地位,还是应当着眼于学术创新的现时性。获奖著作中还有一本《汪晖自选集》也以作品以外的原因遭致非议,由于著者是《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之一,一些批评者认为其本人应该回避,我对此亦有同见。
有人对评审委员会的组成连带评委们的资格问题提出质疑,我则觉得责之过深。这类意见背后似乎包含着一个民主程序的议题,由于《读书》的评奖在许多人眼里是具有公共性的学术事务,因而很容易引申出与权利有关的诸般话题,譬如评选活动应该遵循公共领域的入场规则之类。话是说得不错,可是这种“学理”上的东西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现实世界里,所谓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实体,其中有着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上的对话关系和权益边界,而且那里面也并没有一套现成的权利规则。所以具体说到聘任评委这类事务,主办者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这里不可能拟定一套人人都有发言权的议事程序。否则,鉴于诺贝尔奖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有权要求瑞典科学院重新考虑诺贝尔奖评委人选呢(至少增加几个懂得中文的)?其实,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形来说,更具公共性质的文化奖项倒是政府有关部门主办的“国家图书奖”、电影“金鸡奖”、戏曲“文华奖”之类,可是我就不曾听说有人对那些官方奖项的评委人选或评审程序公开提出过异议,按说公民对政府行为更有发言权,不知那些评奖活动的操作过程确实无可挑剔还是另有原因。
对一个评奖活动有些说三道四原本很正常,不过有些说法还是很离谱,比如指责获奖著作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两本书同属一个出版社的同一套丛书,而且还都是做士大夫的题目云云,这种要求兼顾方方面面代表性的思路不知是平均主义作祟,还是把评奖看成了出版界的利益之争。这两本书固然都与士大夫有关,但读过就知道,二者的治学方法和述学范围都很不一样,它们之所以一同入选,除了本身学术质量的原因,恐怕跟近年国内学界注重思想史的治学氛围也有关系。由于这次获奖著作中思想史方面的选题占了一半以上(还有一本是《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有人认为在学科分布上过于偏颇,建议下一届评奖要按学科给定评选名额,这个意见我也不能赞同。《读书》虽是一份很有学术趣味的刊物,但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科学》,更不是中国社科院的职能机构,它操办的评奖不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发展规划负责。重要的是,这种评奖不能脱离实际的学术文化背景,学人自有著述风气,正如读书人有自己的阅读兴趣,此中消息亦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需求,评审工作自然不能撇开这些而斟酌于学科之间。其实,从事前公布的章程来看,主办者不是没有考虑到评审工作的学术性,相反有些地方倒是显得过于学究气,“专家著作奖”一项的评审操作尤显繁琐,几乎是照搬国外通行的学术评议规程。比如延请数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担任推荐委员这道手续,看似公正也够权威,但是这些学者如果囿于各自的学科视界,其结果可能就是一份饣豆饣丁纷列的推荐名单,公正与权威有时也会失落在冗烦的形式之中。与其如此,“专家著作奖”的推荐书目倒不如干脆由《读书》编辑部提出,《读书》的编辑们既然能够把这份刊物办好,不能说没有资格来做这项初步的工作,至于后边的评审、投票,当然还是由学者组成的专门的委员会来操办。这是想到的一点建议,如果有人觉得这样做不够学术也不够神圣,就算我多嘴。
因为这是第一次,主办者也许经验不足,容有种种偏差亦在常理之中。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批评意见依然不绝于耳,可是那些申申其詈的骂辞也并没有削弱它的权威性。《读书》这回的评奖或许会有明珠遗落之憾,想来也不至于犯下像首届诺贝尔文学奖撇开了托尔斯泰那般错误。不管怎么说,这回的评奖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那就是评出的书籍和文章都是担得起这份荣誉的好作品,对得起天下读者。人们所有的争议很少纠集于作品本身,这也说明其大处不失公正。